北京友谊医院的著名护理专家顾美仪为中国护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出身书香门第，青年时期毅然投身护理事业，参与救治抗美援朝战士，加入延安医疗队扶危济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书写了最美的青春华章。她也是改革开放潮流中的先行者，推动中国护理学和世界接轨，让中国护理学得以共享全球发展的硕果。她是南丁格尔精神的优秀继承者，更是中国护理学事业发展壮大的奋斗者。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她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如果说有一些贡献，那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小事，为咱们国家的护理学科作一些贡献罢了。对我而言，这只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耳濡目染　笃学自书香门第

    “父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指路人，母亲教会了我善良谦逊的人生美德，父亲言传身教，教会了我笃学求实、刻苦钻研的良好品格，也培养了我终身学习的习惯。”

    我1933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教师家庭，原籍是安徽芜湖。1927年，我的父亲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于是我的家人就在上海扎根定居了。也许是因为从事教育行业，我父亲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自我记事起，父亲教育我们时常说两句话，第一句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最好”，第二句是“敬业乐群是最好的美德”，这两句话对我影响很深。我的母亲原本是一位小学老师，但当我们姊妹几个陆续出生以后，母亲就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到了我们身上，辞去工作在家照料我们。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永远都在操持家务，劳碌了半辈子，最后不幸罹患肺结核，因病去世了。没有母亲的操劳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些子女光明的未来和幸福的生活。

    父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指路人，母亲教会了我善良谦逊的人生美德，父亲言传身教，教会了我笃学求实、刻苦钻研的良好品格，也培养了我终身学习的习惯。对于我日后的人生选择和人格养成而言，我始终受益于家庭的馈赠。

年少立志　披白衣救死扶伤

    “我开始认识到医务人员的伟大之处，觉得‘白大褂’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患者的身心都在忍受着煎熬，他们不仅需要医师高明的医术，也同样需要护士全方位的护理，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我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还有3个姐姐。我的大姐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在读大二时就得了肺结核和腰椎结核，一直住院治疗。当时，二姐和三姐都已离家参加了工作，作为老四的我就自然而然地承担起照顾大姐的责任，比如送饭、擦拭身体等。在长期照顾大姐的过程中，我开始认识到医务人员的伟大之处，觉得“白大褂”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患者的身心都在忍受着煎熬，他们不仅需要医师高明的医术，也同样需要护士全方位的护理，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我觉得护士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职业，尽管父母都希望我能继续在大学读书，但我依然报考了上海同济护士学校，一是实现我个人的心愿，二是希望能尽早帮家里减轻一些负担。经过3年的学习，毕业后我就留在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外科病房工作了。

    我和我的爱人老金也是在同济医院结识和相爱的，我们结婚以后，他作为同济医院的优秀医师被派到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今北京友谊医院）进修并留在那里工作，于是我也调到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当时医院的院长朱仲丽对医院内部的政治要求非常严格。因为我在195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该医院很快通过了我的政治审核，完成了工作调动，我也就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永葆本色　赴基层扶危济困

    “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休息的话，临时上哪找人去？我的坚持下来，还有很多患者晚上要打青霉素。”

    刚成为护士时，我在病房里见得最多的就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伤员，他们大多是骨科患者，在战争中受伤严重。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护士这份职业的意义，也坚定了我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决心。

    后来，我报名参加了延安医疗队。延安是革命老区，当时老百姓日子过得还是很贫苦。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医疗救治，还有修筑水利、挖深水井、改造厕所等，工作强度高、条件艰苦，那段时间医疗队每个人都瘦了约20斤。我们一边工作一边教学，基本教会了当地医务人员从治疗到护理的全过程，也算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威胁，全国上下备战备荒，北京也动员市民修筑防空洞。当时我也参加了修筑工作，忽然听到广播里说有一名产妇大出血，需要紧急输血，我想都没想就去献血了。由于一直处在劳动状态，我的血液非常浓稠，抽了250cc～300cc的血后，才满足了那名产妇的用血需求。当天晚上，我头晕目眩地回到医院继续工作，感觉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妹妹和妹夫看到我脸色不好，关切地问我：“你怎么不休息？”我当时回答说：“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休息的话，临时上哪找人去？我的坚持下来，还有很多患者晚上要打青霉素。”这也算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件印象颇深的小事吧。

    护理工作需要应对很多突发情况，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唐山大地震和5·12汶川地震两次医疗救援工作。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友谊医院搭了很多抗震棚给轻症患者住，而重症患者住在医院的一、二层，他们大多患有呼吸困难综合征，离不开呼吸器。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唐山大地震让我们措手不及，但是后来5·12汶川地震时，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完备的医疗和护理体系，能够在突发事件下迅速备好用具、结集人力。此外，我还为医院制定了一系列护理的组织管理原则、人员编制方案、护理体制计划和质量管理方法，确立了病房、门诊、手术室、急诊室的质量标准，为应对突发事件作了充足准备。

改革先锋　促交流融汇东西

    “那些年我组织了不少中华护理学会和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间的交流活动，也算是促进了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吧。”

    1979年中美建交，中华护理学会第2年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包括我在内一共有7人去美国进行交流访问。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了解了美国医院的日常护理工作后，我感觉我国的护理工作水平还有待提高。回国后我写了一篇访美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医院的护理组织体制、人事编制、质量要求等方面的内容和自己的感触。那时国内还没有“责任制整体护理”这个概念，于是我把这些内容整理成文，发表在《中华护理杂志》上。当时大家对国外的护理状况了解不多，而我将护理领域的一些先进经验介绍给大家，也算是作了一些微小的贡献。

    我在中华护理学会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中日两国间护理学会的交流活动。当时日本护理学会的理事长提出想要带领一个学习考察团来中国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很快批准了这次访问，中华护理学会接待了日本访问团。从那以后，我们就同日方建立了友好协作关系。直到现在，中日护理界已有过多次的交流，搭建了护理行业间跨国沟通的桥梁。

    此外，中华护理学会与香港、澳门地区的交流也从未中断过。香港理工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庆典时，曾邀请我们参加，我也借此机会结识了香港护理学界的同仁。当时我提到，内地的护士出来交流的机会不多，希望能介绍一两所医院，让内地的护士前去进修学习。这件事很快得到推进，还免除了内地护士的进修费用，于是我们就送了10批共100名护士前去学习。那些去进修的都是各科的护士长，他们将香港地区医院的护理方法和原则逐条掌握，回到内地后逐步运用到对患者的护理上。那些年我组织了不少中华护理学会同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间的交流活动，促进了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

    1994年，我已经61岁，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但北京友谊医院的领导提出，请我继续帮忙推进护理科研和教育方面的工作。退休后我继续承担着中华护理学会的相关职务，继续为全国的护士们服务。

不忘初心　念先辈砥砺前行

    “我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有的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为人民服务的小事情。”

    在我的工作生涯里，有几位令我终生敬佩的前辈老师为我指引着前进道路，一直激励我不断进步，印象最深的是林菊英老师。我从1982年开始在北京友谊医院参加中华护理学会的工作，当时林老师是理事长。记得我们从外地开会回来的第3天，她的爱人因为意外不幸去世了，她仅仅在家里待了两天就回到学会继续坚持工作。我们都认为她应该好好休息，先把家里的事安排妥当再继续工作，但林老师在这样重大的变故下都不肯停下工作的脚步，老前辈的这种敬业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此外，林老师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但是对待我们这些后辈同事又非常温暖，她一直鼓励和支持我的工作，对我非常信任。后来我在中华护理学会担任了学术委员，各个专业的委员会都归我管理，她也特别放心地让我放手去做。现在回想起来，林老师对我个人的职业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我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有的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为人民服务的小事情。当年卫生部制定医院评级标准的时候我也参与了，体会最深的就是护理工作的体制管理，其核心原则是护理和医疗同等重要。北京友谊医院建立了护理分级管理体系，从门诊到各个科室都有相应的科护士长层层负责，大幅度降低了护理工作的管理难度。通过在工作中的观察与思考，我认为护士要建立起和医师相似的职称评定体系。于是我开始着手推动护理教育发展，从基层开始，为一步步构建护理学科的职称评定体系尽一份力。

    后来，王琇瑛老师在首都医科大学组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护理系，此后，全国各高校也逐渐有了护理系和护理学院。有了技术职称后，护士的待遇相应地提高了，这也调动起了广大护士的积极性。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很多杰出的护士受到了表彰，护理行业后继有人，我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和自豪。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全国的护士队伍逐渐壮大。希望年轻一代的护士能够更好地继承南丁格尔的精神，在护理事业中不断改革创新、多作贡献。

内容来源：《中国卫生人才》

作者：顾美仪